精神分析为何而存在？

首先，精神分析是一种临床实践，具有其现实意义，也就是我们俗人所说的实用性。精神分析起源自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经过无数人的传承，其衣钵最后传递到了拉康的手上。拉康主张“回到弗洛伊德”，去弗洛伊德那里寻找精神分析的本源，发扬一些在传承过程中被抛弃的传统。

首先，精神分析仅仅使用语言来作为治疗手段，不会使用药物或者ETC那种物理化学疗法。显而易见的是，物理化学疗法是科学主义的。例如抑郁症，科学家分析抑郁症患者可能缺少了神经递质，于是就增加神经递质就好了，这首先是得把人转化为一串检测报告数据，但是我们人类的情绪真的可以用一串数据来替代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修理坏掉的人”的思路，即认为在患者身上存在着器质性的问题，只要修复好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就可以让患者恢复“正常”。这种修理是不会在意患者是因为什么才换上了疾病，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回到科学主义的问题上，医生们可能认为：经由脑科学等等科学诊断之后，再进行现代医学治疗，就可以达到科学上的人类的正常存在方式。科学本是与一切思想保持距离并进行观察的一种原则，如果从这个原则中抽出几个成果，这不能叫科学，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即科学独断论（科学实在论）。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它是我们自身思想视域的桎梏，所以这样的实在论就不具备什么特殊性了，和流俗的意识形态只能平起平坐。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的思考所想：在人类历史上，疯狂是比秩序更加本源的东西。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兴起使得人的疯狂被压抑，形成了潜意识（无意识）。这种对于疯狂的管控基本上就是建立疯人院，把疯子和正常人区别开来。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管控大概就是心理治疗了，开点药物总比精神分析的谈话更快，能更快让人恢复到工作中去。这诚然是好的，可是，这样的治疗真的能让人幸福吗？其实不然，笔者有幸去过精神病院，到那里看医生基本上就是决定要开哪种精神类药物。那么，谈话的心理医生又如何呢？心理医生被要求“同情”病患，要设身处地，表现出来一副关心病患的样子。但是人与人是很难相通的，医生实际上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理解和同情来访者，那么这种同情实际上是对于来访者主体性的一种剥夺，本身也是一种暴力。比如笔者曾经去过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咨询师就很同情我一样，给我提出了很多建议：“去参加娱乐活动，体验大学生活的乐趣，交一个女朋友。。。”这些建议很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想这样干，可惜干不了。咨询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改变什么问题，这只是站在他的角度上给我提出建议，可是这样的建议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或者我本来也不缺少这些东西。

在拉康派精神分析家的眼中，健康是一种非常暧昧的定义，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 ，拉康派认为不存在正常人类，正常人类本身就是最不正常的存在。理想一旦被实现，就从理想变成了一种常态，它也就不是理想了。因此精神分析不能把某种理想强加给某人。精神分析的主体是患者，这需要患者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分析师只是起到了引导或者辅助的作用。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精神分析师可以分析其他人的精神状态。这是有问题的。关于精神分析的解释是，根据患者的陈述给出精神分析式的内涵，精神分析式的解释也不是解释，而是切断意义的东西，是“让没有意义的东西变得清楚的东西”，是要让患者察觉到自己一直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实际上只是无意义的。精神分析的技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联想，对着分析师将自己浮现于脑海之中的东西全部说出来，包括背德的事情也要说，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筛选自己要说的东西。

之前为了叙述方便，使用了诸如“患者”、“病患”这样的词汇，但是接受分析的人应该被称作是分析主体，如果用法文直译过来的话就是进行分析的人，分析者。在拉康精神分析里面，患者一方是分析主体，也就是患者自身在进行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主轴归根到底是进行自己分析。分析家只在其中起到指导作用，归根到底是辅助性的。言而总之，分析师不会给出任何有意义的解释，如果给了这种解释，那么分析的主体就不是患者而是分析师了，这就变成了对于患者的支配。为什么这样说呢？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具有特异性的，而这就注定人和人之间无法彻底相互理解，理解和共情只能以每个人都拥有的东西作为对象。这样的特异性在分析师眼中正是形成每个人本质的东西，如果徒然对他人进行理解和共情，那只是消灭他人的特异性，最终只是排斥了他者的他者性。因此理解和共情具有一种排他的暴力，理解和共情恰恰不是理解和共情。

精神分析也强调，不要试图理解患者，这种理解如同上文所说，是一种暴力。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患者的特异性，通过持续的分析，患者就可能会触碰到隐藏于自身的特异性。要让分析主体从内耗中脱出，必须需要一个绝对不会共情的他者，这个他者就是精神分析师。分析师会对平常有共情的事情采取不共情的态度，即便患者在发言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话语中有某种意义存在，他也会怀疑自己所说的话是否真的是那个意思，又或者是否真的有意义，分析师把病患的话语悬置了起来，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切断意义”。由此，分析师在分析主体的发言之中植入裂缝，从此裂缝中，全新的发言得以出现，这就引导患者说出从未想到的全新事物。

为了方便讲述，我们需要引入自我（me）和主体（subject）两个概念。自我就是我们平时所想象的自己的像，是客体化（对象化）了的自我。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人在出生之后会经历一个镜像阶段，这个阶段之中，新生儿通过看到镜子中自己的镜像或者看到他人，来确认自己的自我。也就是说，自我是一种由主体产生出来的幻象，是虚构的东西。精神分析的对象不是自我，而是主体。拉康不相信自我的自律性，自我毕竟是派生性的被建构之物，更为本源的是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冲破自我压抑的无意识的主体。在精神分析中，主体是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也不存在实体。因为言说也是将主体对象化了，对象化的主体就不叫主体。主体不是一种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某个瞬间，以某种意外的形态，主体性的东西就自己产生了出来。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也是一样，在大脑的某个区域是找不到的，是不能 量化的。无意识最为代表性的就是过失，日常生活中的忘记东西、失言、口误等等，我们经常将这种东西作为一种被否定的东西来对待。但是在精神分析中，这些过失是被积极对待的，在过失中，无意识主体的姿态得以显现。

主体总是一种例外性的东西（什么构成性例外），主体始终是以并非如此的东西，用目前的想法无法说明的东西的姿态出现。“有一个自己正在说着和自己想说的事情不同的事情”，主体就是这样一种有二重性的东西。“通过排除特异性，无意识的主体得以产生”。

自我，就是因一般性的东西产生的，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产生的自己，是仅仅在他人的目光下才形成的自己（也就是通过象征界产生了想象界），自我中没有特异性。因为特异性被排除了，所以说一般性的世界就不能完满，一旦进入一般性的世界，就必须放弃特异性的东西，在一般性的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永远是缺位的。正因为有这种根本性的不满，无意识的主体才得以显现。精神分析以无意识主体的显现为目标，最终也就是冲破一般性的世界，让特异性出现为目标。

患者可能认为：“带着症状的话，自己就处在世界的标准之外了。”好像是自己想和社会上的正常人一样，但是症状阻碍了这一愿望。这种症状性失败的产生，只是因为被排除了的特异性在主张自己。越是希望成为正常人类，特异性就越暴力地要展现自己。问题在于找到与特异性相处的办法。

个性与特异性：

这个世纪的人们，基本上都接受了所谓的“个性教育”，即人要发扬自己的个性。精神分析不是重视个性。教育中所认为的个性，只有适合学校和社会之类的一般体系的 才能被认可。如果真正重视个性的话，学校就没什么秩序可言了。个性这种东西，只能是由普遍的某个视角来操作。而特异性则是从普遍论中超出的过剩的某种东西。不如说对个性的重视反而是对特异性问题的忽视。“我已经认同了如此纷繁复杂的个性，你要是再主张与其不相容的个性（特异性）则是要被处罚的。”

如上文所说，自我是想象性的东西，是被客体化、对象化了的自我，是在他者的支撑下才能成立的东西。个性教育下的个性是由老师这个他者认同后才能成立的一种客观的东西。我们非常依赖这种由他者支撑的自我的个性，如考证、官衔、血型人格论、MBTI、星座、算命。。。我们对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一种稳固的回答，因此如果得到了他者所规定的“你就是这种人”，我们就会接纳这种答案。

所谓主体的特异性，是与这样的依存于他者的自我的个性相反的。首先，它不像个性那样作为对象（客体）向他者展现，特异性是主体发现的东西，绝不依存于他者，症状并非是不幸的东西，而是无意识主体能够得以出现的良机。